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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黄济人与一位获赦战犯关系“特殊”凭此打开创作采写通道

发布日期:2022-08-02 11:41   来源:未知   阅读:

  前不久,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特赦1959》曾引起极大关注,让人们从中了解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被俘战犯教育改造的那段特殊历史。

  而在此之前,最先拿起笔来揭秘战犯改造生活的,是一位在大学读书的青年人,他的名字叫黄济人。

  从相关史料介绍得知,黄济人本人与一位获得特赦的战犯有点“特殊”关系,而且他也是一位原军起义将领的后代。

  其父黄剑夫四川江津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抗战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1师参谋主任,参加了著名得淞沪会战。1939年任第七十六军196师588团团长,后升任国军十六军第109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任驻守德胜门的傅作义部第十六军22师师长。

  黄济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透露;“当时,傅作义一方面想和平起义,一方面也在察言观色,看嫡系部队的反应。结果一下子把第三军打掉了,嫡系部队就剩下了驻守北平的第十六军。十六军军长袁朴见状抱病回南京了,部队群龙无首。我父亲所在的22师算16军的主力部队,傅作义晚上就来到我家,让我父亲接任军长。结果我父亲被吓住了,第二天就飞回南京了···。”

  后来,黄剑夫被派任西安绥靖公署第336师师长,随后升任第七十六军副军长,1950年1月在四川阆中率部起义。

  1951年,元帅主持创建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黄剑夫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和其他一些毕业于黄埔的将领一起,被安排前往任教。黄济人的童年就在军事学院大院里度过的。

  再后来,黄剑夫回到家乡四川,任江津县政协副主席。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于1969年去世,1978年得以平反昭雪。

  此外,黄济人的舅舅则是知名度很高的特赦战犯邱行湘。邱也是黄埔军校五期生,还是蒋介石称为“邱老虎”的爱将。他曾任国名党青年军整编第206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48年3月13日在洛阳战役中被俘。1959年12月4日获特赦。

  黄济人说:我写昨天的故事是为了给今天的人看,至于读者看的时候想到什么,作者也很难控制。我能保证的,只是事实的线年在父亲驻军北平时出生,长辈给他起名“济人”,来自“济世救人”四字,含义很明显。但长大后的黄济人时常自称是“失败者的后代”。

  1969年,黄济人成为知青一员。上山下乡八年,经历了农村艰苦生活和接受“再教育”的双重考验。

  当时全国一度流行写“伤痕”文学、知青题材,一些人的作品出一部火一部。爱好文学写作的黄济人也跃跃欲试,但又觉得追在别人后面跑,肯定不容易成功,思想犹豫不决。

  改变黄济人创作命运的契机也如期而来:1978年,他父亲黄剑夫获得平反。在上级补办的追悼会上,多年未见的舅父邱行湘也来了。相见期间,舅舅把自己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经历讲给了黄济人听。

  “功德林”最早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所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罪犯“习艺所”,民国初年被北洋政府建为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直属公安部管辖,成为战犯管理所,曾关押改造过上百名高级战犯。

  黄济人被舅舅邱行湘讲述的故事所着谜,于是决定写一本讲述战犯如何被改造经历的作品。

  有史料介绍,1978年暑假,黄济人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带着一书包的馒头和舅舅写的介绍信出发。他在南京、北京和上海不辞辛苦,探访了二三十位当年的战犯,其中包括在现代历史事件中赫然有名的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人。

  在北京,黄济人按照舅舅邱行湘提供的地址,找到永定门东街,轻轻敲响了黄维家的房门。

  因为黄维的经历比较特殊,黄济人很希望黄维能够讲一讲他在功德林中的往事和感受。

  但黄维的反应让黄济人极为难忘。他回忆:“我去他家时淋过雨,鞋上带了很多水印,袜子也湿了。他为我拿了鞋,把新袜子放在我的膝头。看到我的鞋有点破,就问:‘你怎么这么穷?是不是好吃懒做?’我回答不是。···”

  黄维得知黄济人想写战犯时,嘴里“嗯、嗯”两声,坐回黄济人对面的沙发,慢慢说:“你舅舅早有来信,说你想写写战犯的改造。老实不客气地说,这个东西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除了让看的笑话,我认为一点意思也没有。听邱行湘说你是学中文的,我报考黄埔军校前,也在中学教过语文,中国的文人,不管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是政客们的御用工具,所以你师专毕业不愿教书的话,可以去当木匠,我看你肩膀宽宽的,手上肯定有力气···”

  黄维婉言推掉了对他的采访,却把黄济人留在了自己家里吃住。又不无善意的告诉他:“你不是要写战犯改造吗,我楼上楼下全是战犯,我不给你讲监狱的事情,总有人会告诉你嘛!”

  机遇、执着、能力加努力。黄济人有舅舅邱行湘推荐搭桥,有黄维老人帮助,他得天独厚地采访到了在北京所有想采访的特赦人员。

  虽然只有黄维坚守着他自己的意念不想动摇,但是在黄济人看来,这更是其他资料都无法比拟的生动素材。

  回到内江师范学院,黄济人白天上课,晚上坚持创作,不到半学期,他完成了二十八万字的初稿。

  他想到的是,北京德胜门外这座废旧的庙宇,是战犯们心中永恒的圣地。而书稿往哪里寄?黄济人有些困惑难决。

  有关战犯改造这样重大题材,话题应是十分敏感,能否允许他这样一个师专的学生来评头论足?

  想到这些时,黄济人放弃了给任何出版社、杂志社编辑部投递,他毅然选中了曾主管战犯改造的公安部,把作品初稿寄去了那里。

  就在他从内江师范学院毕业之前,意外收到了来自公安部相关部门的公函,要他立即赴北京改稿。

  因为就在这之前,美国有媒体借助某特赦人员之口,造谣污蔑新中国的战犯教育改造工作。公安部领导认为,黄济人的这篇作品正好是对外媒造谣的有力回击。

  一位副部长告诉黄济人,我们需要澄清事实,公布真相,所以准备找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让他们逐条比对,以正视听。另一位部领导插话说,正在这时,我们看到了你这篇《功德林》。这里面写的是战犯自身的感受,他们现身说法更有力度。

  公安部几位领导对《功德林》的写作就寄予了厚望,并说: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命题作文,我们只是希望你写得更加真实,更加生动,从而更加具有说服力。

  他们建议黄济人对《功德林》这篇初稿进行认真修改,补充一些详实历史资料。一位局领导告诉黄济人,当年战犯们先后给毛主席写过三封感恩信,你的初稿中写了这件事,却没有写出信的内容。现在信件在我们这存档,可以提供给你。

  副部长凌云最后告诉黄济人,你这书名起得不好。他笑着说,北京老百姓谁都知道“功德林”是监狱,给人以灰暗的感觉。现在“”的阴霾早已散去,书名要体现时代的晴朗与开阔。凌云副部长说,我已经想好了,你不反对的话,就叫

  1982年,在黄济人这篇作品出版之前,被借调到公安部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担任教师。因为写这篇作品,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当时,他的同届同学们还在内江师专当学生,他已经走上了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的讲台。一边写书、一边教书。

  1980年,公安部国际政治学院办的刊物《时代的报告》,率先连载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些章节,引起强烈反响。

  1982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单行本,迅即售出200万册,其后还被改编成电影《决战之后》。吸引了海内外成千上万的读者、观众。

  当年出书前,黄济人请杜聿明先生题了字,原本想做成封面,结果当时出版方有顾虑,认为杜聿明是在战场上使用过毒气的战犯,表示不能同意。最后只好把他的题字放在了扉页上。

  黄济人自此走入了独特的“将领题材”创作领域,陆续创作了《崩溃》、《哀兵》、《征夫泪》等一系列作品。

  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黄济人:你与杜聿明、沈醉等都有过亲密接触,在你眼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黄济人回答:我不敢去评价历史的是非功过,只能谈我接触到的。沈先生死时唯一的要求是把自己的遗体捐了。我与杜先生访谈较多,整理出来的大概有10万字。因为经常去他家,也亲眼见到一些事情。他去世前,在医院对老伴曹秀清说:“我警告你!我死了以后,你别到女儿、女婿那去(当时在美国),也别去香港(其他子女处),去了人家就利用你。待我不薄,不要给添麻烦。”

  黄济人说:在杜聿明先生的追悼会上,出席了,我就站在他身后。看到他向杜聿明深深地鞠躬。当年淮海战场上的两个老对手,恩仇都已化作历史···。

  2013年5月,《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下部和之前已出版的部分合成“完全本”。

  黄济人再次从战犯们获赦后写起,描述他们如何遭遇“文革”的冲击,如何经受改革开放的洗礼···

  如果说四十年前大学读书时代,黄济人写出来的作品只算是一株小树苗,现今已经被他栽植成成排的树林。这些充满生命活力的“树”,迎风摇曳,阳光、碧绿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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